那山那水那人——陕北高原插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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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那水那人

作者：叶广荃

1969年2月2日，那年我十六岁。天气也像人的心情一样，阴沉沉的，我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带着对家、对母亲的依恋和牵挂，走得匆忙而无奈。
 

 

黄土高原上的那场雪真是大，放眼望去，天地一片混沌，银装素裹的高原蜿蜒起伏，夹着一道道的沟壑，旷野静寂无声。一辆辆车轮子上缠着防滑铁链子的大卡车，满载着北京下乡知青在白雪覆盖的盘山道上，向着陕北高原的深处驶去。

记得是中午才到县城，延长县城一面背山，延河沿公路顺势穿过城里继续向东。下车的地方是个平整的小广场，广场上人、车、驴熙熙攘攘，各村来接知青的老乡早已等候多时了。人是灰头土脸的人，车是木质架子车，驴是个头儿不大的灰驴和黑驴，时不时还龇牙咧嘴地叫唤几声。我和同学们跺着冻麻了的双脚，等着村里的老乡来认领。

“后段家河的，谁们是分在后段家河的？”一个中年汉子用带着浓重鼻音的陕北话大声招呼着，凡被他点了名的都围到了他身边。五个男生、六个女生，共十一个人。只见那汉子穿着一身蓝黑色自家染的粗布棉袄棉裤，腰间扎着一根绳子，头上扎着一块已经洗不出本色的毛巾，个子不高，瘦小精干。“我是后段家河的队长段京玉，把你们分到我那哒咧，咱就相跟上紧忙走，还有五十里路哩，赶天黑前要翻过山才成。”

在段队长的招呼下，我们上路了，要走五十里山路才能到村里，况且是盖满积雪的山路。出了县城向东，走了一段慢坡后，转过一个弯儿就开始上山，路又陡又滑，我们女生互相拉着、拽着、搀扶着，一步一滑地、艰难地走着，虽然只是背着随身的书包，不一会儿就走得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由于是山路，连架子车都不能用，行李、箱子全是靠驴驮和老乡们肩担、背扛，路上听说我们刘家河公社的一个女生居然带了一架钢琴，八个老乡愣是从县里翻山越岭地往村里抬。

没人说话，只听见自己踩在雪路上发出的咯咯吱吱的响声，我越走心里越担忧、沮丧，越走心里越凉，光进一次县城就这么难，今后还回得了北京吗？

到陕北第一宿的热炕睡得我们像翻烙饼，不过真是解乏。早上起来女生小刘神秘地说：“你们猜我做了一个什么梦——铁箅蒸笼！”

没多久，就过春节。段队长怕我们想家，知道我们也不会做饭，就把知青分在了老乡家里过年，而且还一再说，这是任务。谁能料想到过这个年却是老乡家“最后的辉煌”，陕北去年遭了灾，等待他们的是饥荒，他们把一年中最好的吃食留到了过年，而且还无私地招待了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陕北的老乡真是好啊。

很快，我们就知道了队里的一个工只值一毛多，也就是说一个工分才一分多钱。男生一天定八分，女生一天定六分，女生一天也就勉强挣到一毛钱，闹不好到年底工分总数不够还得倒交粮食钱。切实感到了生存的艰难与不易，陕北真是穷啊。

没多久，我们就不是刚来时吃当地的酸团子（玉米面发糕，不放碱）难以下咽的学生了，而是成了一群见什么都吃的饿狼，比起老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初到陕北的几个月吃商品粮，每人每月三十几斤毛粮，最后实在不够好像上面给涨到四十斤。每个月一到月底的几天是最难熬的，记得有一次只搜刮出来一些豆子，于是就煮豆子吃，闹得全都不消化，胃疼、拉肚子。而一旦把粮买回来，则就像过节一般，先过过嘴瘾再说。
 

 

一个月初，我们决定吃捞面，纯白面，不掺豆面的。事先做了一大盆浇面的卤子，不过就是土豆丝加上盐和水煮一煮，主题是吃面。一锅面熟了，锅台上摆着十个饭盆（一个女生来了不到一个月就当兵走了，剩下了十个人），十双眼睛眼巴巴地盯着，每个饭盆只能分到一个碗底，迅速吃完后又继续擀面，等待下一锅。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大块面吃完了接着再和面、再擀、再煮，直到瓦罐见了底，面没了。王蕴环说：“你们知道咱们吃了多少斤白面吗？整整二十斤，我昨天推完磨是过了秤的。”这顿面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每人平均二斤面！

那年，正是“闹狗”的季节，为了防止毁坏庄稼，队里成立了打狗队，队员全是男知青。自从我们知青到村里后，像什么“看菜园”“看梨、桃”这些得罪人的活儿队里总是派给我们，认为我们在村里没有亲戚关系，敢翻脸，得罪人也不怕，而我们也愿意干，总比上山苦轻些。这打狗肯定是得罪人的活儿，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不过男生都乐意干，关键是不用上山了，又很刺激。

一天，王极新、杨朝飞、许爱国、刘振农、董孟新他们还真套回一只大黄狗，几个人把狗吊在知青窑前的树上，拿棍子直打了半天也没打死，那狗的哀号声我们在山上受苦都能听见，段队长说，学生娃不知又咋日怪那狗哩。
 

 

还是村里的男娃从前跑到知青窑告诉他们灌口凉水，一口气儿上不来就憋死了。我们养的那条半大的狗——黑子吓得躲在柴堆里半天不敢出来，真是应了那句话，“杀鸡给猴看”。晚上，我们美美儿地吃了一顿狗肉，让来窑里游玩的从前吃，他死活不吃。那狗真是肥，第二天，我们又用扒下来的肥膘熬出了一大盆狗油，美美地炸了一顿油饼儿，满村都弥漫着极其难闻的腥臭味儿。不知谁吃得高兴了，站在院子里跳着脚地冲着蓝天、白云大声呐喊：“天下者谁吃过狗油炸油饼儿？我们！我们！”还真是的，吃过炸油饼的人不少，可吃过狗油炸油饼的人大概只有我们了。

几天后，邻村的一个汉子来到了知青窑，问我们是不是套了一只黄狗给吃了，我们做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拒不承认，那汉子最后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就放个软话说：你的就是吃了也没啥，把狗皮还给我，我也好卖个钱哩。小刘动了恻隐之心，觉着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就跑到柴窑把狗皮拿了出来。

谁料想那汉子一下子就翻了脸，抄起了狗皮说：“好你们哩，竟把我的狗给套来杀了！”他不依不饶地在那儿闹，男生们开始还嘴硬，可是狗皮攥在人家手里，后来也都蔫儿了，我们一个劲地说好话，又凑了几块钱，给了人家。那汉子提着狗皮走了，一路骂着。

五月端午，在陕北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在段队长一声响彻云霄的“搂造喽”的呐喊中，后段家河开镰收麦了。听老乡们说过，麦收在一年里苦最重，因此我们早有了思想准备。但实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个是累，再一个是渴。

天刚刚亮，人们扛着麦担、拿着镰刀就上山了。那架山上是队里最好的麦地，人们都在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忙着，只听见一阵阵唰唰的割麦声，那声音里带着人们的希望和丰收的喜悦。老乡说是托了我们知青的福，今年的麦子大丰收。
 

 

一片片的麦子倒下了，随后被迅速捆成捆，齐个儿展展地摆在收割完的地里。太阳照到了坡上，到了回去吃早饭的时辰了，是不能空手回的，还得把捆好的麦子从山上担回场院里。麦担和普通担水的扁担不同，两头没有挂桶的铁钩子，而是削成尖尖的。要想把这尖尖的两头分别插进两捆麦子里，再把它们担在肩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技术，又要力气。先是把麦担的一头插进麦捆，高高地举起，再把另一头插进另一捆麦子，然后才担在肩上，两大捆麦子没有百十斤，也有七八十斤，往肩上一压，腿直打晃。就这样一天上山割麦、下山担麦要往返几次，反正割下的麦当天都要担回场里。没担几趟，肩膀就磨破了，最要命的是第二天，当那两大捆麦子再一次压在又红又肿又破了的肩上时，真是欲哭无泪。

但最难熬的还是干渴。随着太阳的升高，湿透了的汗衫又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干，嘴里连唾沫都没有一滴，全身干枯得像是点火就着。越来越渴，脑子里只有一个字：“水！”抬头望去，晴空万里，那天真是蓝，蓝得深，蓝得透亮，蓝得就像是浩瀚的大海，让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去……我们割麦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麦捆太多了，段队长就会下令往回送，这样就能下山找点儿水喝。

没想到因为干渴，竟加快了割麦的速度、增加了送麦的次数，形成了作业的良性循环。随着段队长一声嘶哑的呐喊“回喽”，我迅速地插起两捆麦子，担起来飞快地往山下跑。还在割麦时，我早就琢磨好目标了，在这架山的下面走不远，就有泉。是那清凉、甘甜的泉水在诱惑着我、驱使着我。

陕北的村庄分布在塬上和沟里，山上即为塬上，沟里即为山下。凡是在沟里的村子，大多都有一条小河，顺着山沟从村里流过。刚分到后段家河就听外村人说这儿的水可好哩，有好多眼泉。后段家河村子中央的小河旁有一眼最大的泉，泉眼被凿成一个洗脸盆大的石钵，钵里的水永远是满满的、清清的，永远是新鲜的，多余的水溢出了石钵，流入了小河中。老乡们管这眼泉叫“井子”，全村吃水都靠它。这架山下去就是摩洼沟，那里的石崖缝缝上也有几眼泉，不知什么年代人们把泉眼边凿成了一溜小槽儿，人站在那儿刚好嘴能够上喝。就是这一溜溜儿泉眼，使我们干劲倍增。

到了山下，我撂下麦担，向着泉边奔去，一阵猛喝。一股股凉凉的、甜甜的甘露滋润了干裂的嘴唇和喉咙，直流进我的心田，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舒服的感觉了。段队长赶了下来，大声喊着：“叶广荃，不敢把麦子撂下，那麦子干着哩，撂地下颗粒就全掉完哩！”有什么敢不敢行或不行的，顾不上了。王蕴环、顾小容、董孟新、刘振农他们也全撂下麦子，飞也似的过来了，我们齐个展展地站成一溜溜儿在那水槽边喝水。男娃从前笑着喊：“看，饮驴哩。”一阵哄笑。
 

 

下乡不久，队里让我当赤脚医生，十几岁时胆子忒大，凭着学医的姐姐寄来的《解剖学》《生理学》《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三本书，还真干了起来。春儿妈妈就是我的第一个病人。那年她犯了老胃病，疼得厉害了直撞墙，我连打针、吃药，外带扎针灸，守了她三天，从此她逢人就说：“叶广荃那女子治病好着哩，心善着哩……”

刚到村里时的知青窑是原来的小学校，在一个高高的坡上，坡下就是清清的流水，我们出工回来会在这儿洗洗手，闲时会在这儿洗衣服，夏天男生们会趁着天黑用这清水洗去一身的污垢、汗水。

还记得一个月圆之夜，我们女生坐在院子里望着满天的星斗和明月，唱着孙家塔队女生李路作曲填词的歌，歌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我孤独地站在延水边，

睁开迷茫的双眼，

深深地怀念故乡啊，

望北京归路遥远。

泪水像珍珠断了线，

无奈啊

我把它洒向这陕北高原。

凄凉婉转的曲调，发自肺腑的心声，直唱得每个人泪流满面。记得那时男生们老缠着段队长问什么时候下雨？明天能下不？不是关心地里的庄稼，而是太累了，下雨就可以歇工了。每天是超负荷、超时间的劳动，吃的又极差，只要是段队长一喊“歇歇喽”，我们会立马找个平整地儿躺下，全然不顾什么体面不体面的。段队长被问得无可奈何时，就会说：我又不是龙王佬，哪能知道哪天下雨？

那天，终于下起了小雨，大家都歇了工，每当这时，我们知青窑就成了俱乐部。怀页和一群年轻人来了，从前和一些女子、猴娃娃（小孩）也来了，都聚在我们窑里，说着、唱着、笑着、闹着，还有的打着扑克。
 

 

怀页正在说着什么，突然停了下来，抬头注视着窑顶，半天不动，最后说是顶上有条缝哩。确实是有条细细的缝儿，就在靠着窗户的窑顶上，那是我和王蕴环睡的位置，每天我们躺在炕上，睁眼看着窑顶，竟没发现。怀页拿了一把铁锨，站在了炕上，招呼我们全躲开些。他小心地用铁锨试探着那条缝隙，我们远远地看着，并没觉着怎样。突然，随着一声巨响，烟尘四起，一大块土坷垃直砸了下来，只见怀页本能地顺身一闪，躲到一旁。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大伙半天没反应过来，我和王蕴环脸色煞白地愣在那儿，我俩睡觉的地方被砸成了一个大坑，炕塌了。躲过了一劫。陕北的土质和别处不一样，凡是能挖窑的地方，那土就硬得和石头一般，说是土坷垃，其实它就是一块大石头。而现如今我们住的那孔窑反而没塌，只是窑顶上那个大大的缺口依然还是当年的样子。

两年后，我们住上了新箍的石窑。

2004年，我回了趟陕北的后段家河。

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我竟没回过一次陕北。是没时间、工作太忙？是不想，还是恨那块荒芜了我们青春的黄土地？是害怕，怕触景生情、怕回忆起那段落魄的日子？说不清楚。我曾跟人讲，一辈子做梦总是梦见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东城的四合院，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另一个地方就是陕北的后段家河。这个陕北高原上的小村落，是让我刻骨铭心地思念，却又害怕面对的地方，多少年过去了，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回去看看，却一直迈不过这道坎，导致的结果是逃避。

但是，多年来总有一个梦萦绕在我的心头，埋藏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当一触及它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和别人说起这种感觉，谁都不理解，觉得既然那么魂牵梦绕的，就回去看看呗，说我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那年暑假，与先生和儿子到山西、陕西驾车游，我们从山西壶口瀑布过了黄河就是陕北，先生在文革串联时到过延安，他执意要到延安看看。到了陕北到了延安，再不回村里，的确是说不过去了，我再没有逃跑的理由，只有一条路，回！

上午参观了延安的杨家岭、枣园，午饭后，我们从延安顺着延河向东，直奔延长县。一路上那爷儿俩倒像是旧地重游，兴致极高，一边开车，一边起劲地聊着。我一人坐在后面沉默不语，心里一阵阵发紧，车里播放着刚刚从枣园买的陕北民歌唱片，那高亢、悲凉的信天游，弄得我心里乱乱的，思绪走得很远很远。

延长县到了，还是那条依延河流向而建的街道，只是看不见了昔日的邮局、照相馆和大食堂，而是添加了一些现代的气息。去刘家河的方向应该是顺着公路继续向东，延河依然陪伴着我们，到了呼家川，我们转而向北，在山的褶皱中穿行。

儿子问是不是当年就是顺这条路进县城，我说不是，那时常走的是另外一条，要一路翻山，比这难走多了，但是要近些。那时进一次县城，来回走一百里山路，为的就是吃上个俩面馍和一碗粉条、白菜、豆腐、几片大肥肉的大烩菜，竟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儿子感慨着我们当年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不易，我从心里感谢一个“八〇后”对我们的理解。
 

 

过去要走半天的路，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刘家河公社现在改为了乡，乡政府依然还是在路边的坡坡上。记得当年从县城走到公社已是傍晚，就在这个路口，挂着横幅，路边站满了老乡欢迎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好奇、看新鲜，他们不明白这些娃们在城里长得好好的，来这里受苦做甚。没想到在公社竟碰到了当年在延长县接我们回村的段队长的儿子涞构，得知老队长已故去，不由得一阵心酸。涞构如今是后段家河村的村主任，他把我们带进了村。

村里的那条小河依然在流淌，河边的那眼井子还在冒着清泉。当年住的石窑还在，上面还能看到斑驳的“青年之家”四个字，那是队里用我们的安家费给箍的，石头都是我们一块块背来的。如今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男生住的窑洞已经坍塌了。

当年的青年队长怀页如今已成了老汉，他站在石窑前大声呐喊着：“噢——叶广荃回来了！”我猛地感到一股热辣辣的东西涌了上来，再也按捺不住，泪如泉涌。此时此刻，在这一刹那间我顿时醒悟，三十多年的困惑迎刃而解，当我面对这片黄土地，面对年轻时曾洒过汗水泪水的地方，面对这些纯朴的乡亲们时，不是怨，不是悔，不是恨，而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后段家河——这里是我走入社会的起点，是这片黄土地和老区的乡亲们以他们博大的胸怀接纳、包容了我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去面对社会，以致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面对逆境与顺境，总能走得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正如有人对知青的评价所说：……青春的记忆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底色，他们常常拿它作为辨别真伪的一个参照系。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和现状一旦让他们迷惑，他们就会拿出来比照一番，就可能会得到有血有肉的证据。

已是老态龙钟的副队长生儿来了，还是像当年那么能说会道的三元来了，怀页的哥哥哑巴来了，罐子的妈妈和花念婆姨来了……在家的老乡都来了，聚在我们石窑的院子里。他们询问着顾小容、王蕴环、庄兆兰怎么样，问男知青杨朝飞、王极新、董孟新、刘振农可好，还告诉说前几年许爱国回来了一趟。

儿子看到他们都能认识、记得，并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很是受感动。前不久，看《凤凰大视野——黄土地青春记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乡说：“陕北有两次闹红，一次是红军到陕北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接回来；二次是北京知识青年到陕北来，打着彩旗，敲锣打鼓地接回来”那几年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永世难忘，而对老乡来说同样也是忘不掉的。

老乡说现在的日子比我们在时过得好多了，目前政府实行了退耕还林的政策，国家给补贴，山上种了好多果树，果子熟了还能卖钱，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感谢几年前我们知青集资帮助队里拉了电，如今村里都通了电。能看出，他们的生活好了，村里比原来绿了。我感到欣慰。

涞构和从前婆姨做了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烙饼摊鸡蛋和棒楂粥，儿子说头一次吃这么香的地道的柴鸡蛋。吃罢饭，该走了，乡亲们一再挽留，但天黑前我们一定要赶回乡里住，因为天又阴了，一旦下起大雨，这段土路汽车无论如何是开不出去的。涞构拿来了整整一口袋黄澄澄的小米，从前婆姨往车上放了一纸箱柴鸡蛋，还说要给捉上只母鸡带走给娃（指儿子）下蛋吃，谁又塞给半袋糜子和村里去年结的大红枣，还有谁……

我感受到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沉甸甸的。

一共在村里待了不到三个小时，而我却在离开这儿整整的三十五年后，才完成了这次不到三个小时的回归，不是路途的遥远，而是心理历程的艰难。我们在村里走着、看着、寻找着，儿子问我在找什么，我说：“脚印，青春的脚印。”
 

 

再见了，留下我们无数脚印的山间小路，村中那条依然流淌的小河；再见了，我们曾经住过的窑洞；再见了，淳朴的陕北老乡们，那山、那水、那人……

本文选自《陕西知青纪实录》，渭水／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文章来源：私人史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