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 亦真亦幻小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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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罗子山峁东南方向约十里处的莫落坪村向东，向东，不能再向东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村，和山西大宁县一个与其同名的小村村隔黄河相望。它的南面和北面分别约五里地，各有一道深沟，将其与沟对面的村子隔开，西面也是约五里地，则由一个小崾崄与更西面连着。原本平常而又平常的地形地貌，却被风水先生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比喻来表述——“金线吊葫芦”。这个小村村就是生我养我，令我魂牵梦绕的故乡南山。

说她是小村村，倒也名副其实。从我记事起，几十年间，村子的规模一直没有比较明显的扩大，家只有十几户，人不过几十口。但别看它村村小，其布局却自有特点。整个村子分前道儿和后道儿两部分，分别呈大体相似的不规则圆弧状，中间连着一个短短的慢坡，构成两只“翩翩扇动”的“翅膀”。曾经有两座牌坊，分别矗立在两“翅”的结合部和右“翅”的末端。前者为两柱单门单层，是前清武举刘麟所建，后者则是四柱三门双层，为前清岁贡刘煇所建。一小一大，一武一文，珠联璧合，遥相呼应，显示出不凡的气象。不幸的是，那座小的，“文革”中被掀掉了顶子，无缘无故蒙受了个身首分离的屈辱。然而至今却依旧傲然挺立，不屈不挠的气概，令人肃然起敬。而大的那座，似乎早有预感，在那场灾难将来未来之际，自己先倒掉了，以身殉节，保持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高尚节操。

它们那高大伟岸的雄姿在我心中永远不倒！同样在这个小村村所有人的心中永远不倒！

自打这方灵动的水土慷慨地接纳了从山西迁过来的她的主人（迁出地可不是通常所说的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而是大宁县城郊外的古县村），几百多年间，历经沧海桑田、世事变故。她的主人们毫不吝啬地为她付出，世世代代靠她滋养，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咸，同时也创造了一些大村子也未必能够企及的相对的辉煌，为后世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小村村出了个“大人物”

时间暂且回溯到清同治年间。

话说本村一个名叫刘丕承的读书人，继他祖父刘煇在道光初年考中岁贡后，于同治12年也斩获这一名位。一门出了祖孙俩贡生，那可真是光耀祖宗，荫及子孙的大幸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的有一天，他四世单传的小孙子不幸遭遇了恶狼。刘丕承知悉噩耗后，当即如五雷轰顶，晕倒在地，以至卧床一月有余。

一天，他硬撑着爬起来，强忍巨大的悲痛，提上一根绳索，拿了一条皮鞭，拖着疲惫的身子，向村子下面的山神庙蹒跚而去。进得庙门，不由分说，三下五除二，将山神爷泥塑捆了个十字五嚢，然后抡起鞭子就是一顿猛抽，且抽且上气不接下气地斥骂道；“好一个你小子，怎么不把狗看好，把我家娃给伤啦。你该当何罪！”直弄得精疲力尽，这才住了手。临走时咬牙切齿道：“这事还没完，咱改天再说！”

传说狼原来是山神爷家的看门狗，山神爷是秀才出身，自然低了贡生一头。所以在等级森严的那个世道，刘岁贡向山神爷发威泄愤、大打出手，当然就不足为怪了。

这山神爷可从没受过如此的切肤之痛，觉得很是委屈，而又有口难辩，一想起刘岁贡撂下的那句狠话，就更是直犯怵。于是当晚就给岁贡托了一个梦：

他主动上门，毕恭毕敬地说：“老先生，在下给您赔礼了。”

话音还未落，岁贡便厉声吼道，“谁稀罕你的礼，你陪我孙子！”

“老先生息怒，容我把话说完。乱子既然动下，已经无可挽回了，但总得寻个解决的办法嘛！”

“那你说怎么解决！？”

“除了对肇事者严加惩处外，我再给送子娘娘说一下，让她重给您送个孙子，一定不比原来那个差。”

岁贡用轻蔑的口吻道：“哼！送子娘娘能听你的？”

他却满有把握地说：“我们诸神之间是互有往来的，她也有求我的时候。这个请先生尽管放心，您就准备给娃好好起个名字吧！”

第二天早上，大梦初醒的刘丕承恍恍惚惚，将信将疑，又把昨晚的梦境过了几遍电影。暗自思忖，“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

一年多之后，刘家果然喜添新丁。刘丕承自然是喜从中来，一颗忐忐忑忑的心终于放下了。一直笼罩在他心头的痛失爱孙的阴霾，因此被一扫而空。他早已按梦中山神爷提示的，给尚未出世的爱孙起了一个非常典雅、深藏于心的名字——名冕执，字东堂。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出自《尚书. 顾命篇》中“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句。这句话本是描述周王室举行的一个重要仪式上，几位侍卫其中一位的穿戴、所持兵器和站立方位。化作爱孙的名字，足以见得岁贡爷对其寄予的厚望，用心不可谓不良苦。而刘冕执也够争气的，并没有辜负祖辈的良苦用心。

在刘冕执尚未成年的几年内，祖父和父亲不幸相继离世，家境一时陷入困顿之中。就在这山重水复之际，他那识大体、顾大局、有担当，且具有战略眼光的岳父，主动承担起供其继续上学的责任。后来，刘冕执为岳父立了功德碑，并亲撰碑文。他感慨道：“......劳苦四载，感动彼苍，幸得侥幸功名，即可稍分母忧，可谓有始有终矣。然虽未克大成，而我家数世读书之名，不至我身失坠。”据相关确凿资料，其中所谓“侥幸功名”者，是指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大概相当于现在扩招后，被补录的学生。据民国初年的石碑记载，他曾任宜川北区保卫团匕总、县警佐。后来又转任陕西陆军骑兵旅某团游击连连长。另据宜川县志载，他同时期还曾在宜川县第二科供职，稍后又在国民军黑宪章旅长部下某部任参谋。

由是观之，他的学历并不算高，官也没做多大。但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他却是一位睿智骁勇、叱咤风云的传奇式大人物。“刘东堂咳嗽一声，延宜二川都动弹哩！”是民间流传的一句话。虽然极度夸张，但也并非纯粹阿谀奉承的溢美之词。

他平生秉性耿介，侠肝义胆。虽出身豪门，名列行伍，然素有俭朴勤勉，平易近人之美德，多行抑强济弱，为民张目之义举。

据村里老辈人讲，他天生一副贵人相。身材颀伟，额头开阔，目光如炬，声若洪钟。在外一身戎装，威风凛凛。回到村里，则是粗布衣裳倒踏鞋，经常拿个捻羊毛线线的木陀陀，和乡亲们在一起，谈天论地，说古道今。活脱脱一个不拘小节、勤勤恳恳，而又非常随和的庄稼汉。只要是老百姓有需求，而他又力所能及的，事无巨细，他都乐而为之。比如谁家卖房典地，他帮着写个契约；谁家安葬老人行礼留主，他便可以做个礼生或主官的角色；谁家有个邻里纠纷、兄弟阋墙的事，每每找他评判，他都出以公心，力求不偏不倚。无论输赢胜败，双方一律心悦诚服，皆大欢喜。

他善于运筹，精于预测，留下许多轶事美谈。

他喜欢打牌，有时中途发了烟瘾，就躺下抽几口，而托人代替打两把儿。悠闲自得之余，还操心着牌场的战局。他一边听报上的牌友出牌情况，一边指挥如何应对，往往是赢多输少。常令牌友以及旁观者们惊叹不已。

几个铜板的输输赢赢，竟说得如此妙不可言，攸关性命的博弈周旋，更是传得神乎其神。

他口袋里经常装着几枚麻钱，闲来无事，便掏出来蹲下在地上撂，辨字满儿（麻钱上有汉字的一面为字儿，有满文的一面为满儿），以卜吉凶。

有一回，他到安河一个朋友家小住几日。一天，据预测将有一股部队进驻安河，他警觉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离开。于是，当晚便前往五里以外的桥沟村住下，以察动静。第二天安河逢集，他注意到，上午前往赶集的人络绎不绝，下午竟不见人出来。由此他断定，安河已被戒严了。事不宜迟，他当即起身，连夜回到南山。

第二天，他照旧不时地撂麻钱。中午时分，突然吩咐家人打点行囊，带上保镖和随从，直奔马头关渡口。就到吃午饭时间了，这么火烧火燎的，究竟出什么事了？家人和邻居们都大惑不解。而他心中却非常清楚，保一条命和吃一顿饭哪个更重要。到得东圪垯（村子对面靠近黄河的一个地名）畔上，远远照见渡船缆绳已解，开船在即。他呐喊一声“先别开船！”艄公们当然心领神会，“南山老先生要过河。”他们一行三步并作两步，与时间竞走。船跟前的人们毫无怨言地恭候着。当船行到河中间，追兵已到东圪垯畔上。顿时枪声大作，水花四溅。其他渡客都被吓得缩头蜷身，瑟瑟发抖，而他却镇定自若，毫无惧色。吩咐艄公离开固有的航道，顺流而下。到了适合靠岸的地方靠了岸，并将船拽上岸，搁在了旱滩上，他们则迅速隐没在就近的树丛中了。那些穷追不舍的兵们只有望河兴叹，无功而返了。

这个故事足见他的足智多谋和果敢坚毅，至于那支部队是什么性质的，以及为何要追捕他，并不重要。

刘家的家业传到刘冕执这一代，已过了最辉煌的巅峰期，逐渐走向衰落。然而他却并未预测到日后的结局，仍做着重振祖业，延续往日荣耀的梦。

他为祖父、父亲和母亲分别立了一人一展手还不及其顶的功德碑，石材是从清涧定制，由黄河水运而至的。同时，箍了一线齐靠山向阳的五面石窑，并打了一对约半人高的石狮子，预备新盖龙门用。但宏愿未遂，时局先变。他的家庭所依附的那个社会，业已腐朽不堪，摇摇欲坠。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最终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客逝河东。他新箍的那五面石窑被几户“穷苦”人家分着住上了，那对尚未“上岗”，而且永远失去“上岗”机会的石狮子，也几经搬迁，被裸置于室外，任由风霜雨雪的侵蚀和人们的亵渎。大人们在它头上磕烟锅、扣火，或者用擤了鼻涕的手抹一把，是寻常事。碎娃们爬上它头顶往下“跳高高”，甚至随便往它身上撒尿，也见怪不怪。更有甚者，“文革”初期，它们被当作“四旧”的产物，挖了个大坑，被双双埋掉了。但没过多久，一件牵动全村人心的不幸事发生了。一群成色不错的牛，傍晚放牧回来还欢溜溜的，第二天早上就有一头直挺挺地躺倒了。每隔三两天，又重演一次。请来当地最好的兽医，也弄不清原因。眼看十几头牛损失过半，人们心急如焚，而又手足无措。危急时刻，有人说是不是被埋的那两个石狮子作祟？此言一出，众人深以为然。于是，立马将它们又刨出来，复归原位。说来也怪，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出现欢溜溜的牛，第二天就直挺挺躺倒的不幸事儿。从这以后，这两只狮子便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对它们骤然生出几分敬畏来。

十多年前，我在山西大宁县城认识了一位在县上某机关任职的姓刘的干部。言谈中得知他就是我们南山始祖迁出来的那个古县村人氏，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年近九旬的老父亲后，我提出想去看望一下老人家，他也欣然应允了。进了家门，老人家似乎并没意识到有客人来了。原来他患有老年痴呆症，切严重耳背，已经不方便与人交流了。他儿子凑近耳朵，用足够大的声音介绍了我，他开始有了些反应。我便准备以双方都比较熟悉的话题，与他攀谈片刻。我一本正经地说着，他儿子仍然凑近耳朵，用足够大的声音复述着，而他却心不在焉地呆坐着。我见语言的交流已无法继续下去了，便拿出纸笔，工工整整地写下“南山刘冕执”几个字。他儿子照例用同样的方式传达给他。不料，他那几乎处于半休眠状态的大脑一下子被激活了。先前那呆滞的眼神中，显露出些许活泛的光。继而，异常兴奋而激动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反复嘟乱着“刘冕执，刘冕执......”，几近手以舞之，足以蹈之。

我登时非常惊讶和感动。据推算，在刘冕执们“闹世事”的时候，眼前的这位老人大概还是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但对刘冕执却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时隔六七十年之久，偶尔提及，竟能引起他内心如此强烈的触动。可见那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当年在山西大宁一带的影响，也并不亚于在陕西的“延宜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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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村的枯焦和滋润

土地瘠薄、干旱少雨、灾害频繁，是南山和同处河湾（黄河沿岸的俗称）其他村子的共同村情。用当地人的话说，叫“枯焦”。

而南山比近邻方其他村子，稍为优越的是，土地面积相对较大。全村几千亩土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大约七八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沟沟叉叉和坡坡洼洼。除过撂荒的、踩了苜蓿的而外，光耕种的，人均就有大几十亩。一小部分滩地和较为平缓的折窝窝地，是其中的“白菜心心”，但数量却极为有限，占比可能不到半成。剩下的都是土层薄且地势陡的山洼地。说它薄，它确实薄。大部分地块，一老镢下去，就几乎到胶泥底子了，有的甚至连铧耳子都挂不住。说它陡，也真够陡。用村里人的话说，连格猎老灰（松鼠的俗称）都立不住。这个有点夸张的说法，极言其不便耕种、不宜耕种。然而这个小村村的人，祖祖辈辈就在这块枯焦的地皮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终年辛劳，终生辛劳。直到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后，这种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变。

但话又说回来，一方水土毕竟能养一方人。虽说土层薄、地势陡，可是在正常年景，收成还是相当不错的。亩产比塬面同类地还要高些，同样大小的斗，一斗也能重个二三斤。人都说“一斤胶泥四两油”，“河湾地揽籽儿重”。

这里的山洼地特别适宜种豆类，别看它长得不高高，却浑身吊角角，而且能结两茬。稍平缓点儿的窝窝、畔畔和向阳的滩地，种的棉花纤维长且韧性强。而且由于河湾光照充足，下霜又迟，花疙瘩也能开尽，没烂花。棉花地里还可以带芝麻，这芝麻也是个儿矮角角稠，出油率高，味儿特香。稍背一点儿的滩地种玉米最好，结穗又多又大，颗粒饱满，色泽金亮。磨成面蒸的窝窝，好吃又耐饱。小麦、糜谷等，倒是不怎么挑地，不管平陡阳背，可山二洼到处都能随遇而安。尽管单产上不去，种植面积可大。正因为薄收，才要广种。

虽是地广人稀，人们仍然惜土如金。种不过来的地，能利用的尽量利用，绝不轻言撂荒。所以在耕种之外，又踩了不少的紫花苜蓿。鲜苜蓿牲口吃不完，就阴干了储存起来，作为冬天的饲料。麦秸、秆草搅上干苜蓿，堪称牲口的“细粮”。一冬下来，不用贴料也掉不了膘。

除了人工种草，野外草地更是十分广阔。各色各样叫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野草漫山遍野，河湾特有的一种香草——地椒子在河街儿（临黄河的山坡）随处可见，放牧条件得天独厚。在还不实行封山禁牧的大集体时期，村里最多时就有两大群，一二百只黑山羊。它们从小吃着伴有调料的百草，喝着黄河水，个个长得体量硕大，毛色纯正，一只大羯子足有百十来斤，而且肉质鲜嫩肥美，羶气小，香味浓，十里八乡，小有名气。遇到公社开“三干会”等，总能听到广播喇叭里，让南山派人拉上来两只大羯子的呐喊声。偶有贩羊的过来，卖上十来八只，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按说，有天造地设的这方“宝地”，加上人们不辞辛劳的付出，应该能过上较为殷实的生活的。然而在那完全靠天吃饭的年代，这却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奢望。在大自然对农业生产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干旱是最为常态化的。所谓十年九旱，并非夸大其词。一般的干旱，就是雨下得不太及时，还不至于酿成大灾，只是少收一些罢了。可也有极端的情况，大半年甚至一年都不下饱墒雨，不仅当年几乎颗粒无收，对来年第一料作物的收成也影响极大。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遭下年成了。（一旦遭下年成，涉及的范围就大了，可能是一个或几个公社，甚至更大。）这时，政府便迅速启动救灾行动，发放返销粮、救济款。当年，交通十分不便，返销粮只能运到县城以东唯一通了公路的公社所在地张家滩。灾民们不远百十里，人背畜驮，日夜奔波于途。

有谚语云“年年防天旱，夜夜防贼汉”。贼汉犹可防，天旱却防无可防。但如果旱到能忍受的极限时，人们也自有一套“救急”的招数——祈雨。从树上拆个野雀（yaqiao）子窝，放在干涸已久的池砚底子，用火点着，大人娃娃们跪在周围，似唱非唱、似喊非喊地反复着不知多少代传下来的《祈雨词》：“天爷爷，下了吧！南瓜蔓子晒干啦，葫芦蔓子晒蔫啦，拦羊小子渴死啦，毛头女子饿死啦，河儿水旱干啦，池砚底子火着啦，天爷爷下了吧！”悲悲切切，栖栖遑遑，只盼能感动上苍，快降甘霖。有时还真“灵验”，不几天就落雨了。其实这是物极必反的一种现象，旱久了，总有下一回的时候。

干旱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但雨下的大了或多了，照样危害不小。夏季，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暴雨，能把一个好端端的滩地冲开一个大窟窿，甚至劐开一道深壕，直接见到石头料礓底子。多少年多少载，好不容易淤起来的上好的地，连同里面的庄稼，就这样被毁于一旦。随后的几天内，其他农活儿一律暂停下来，集中全部劳力，突击展开灾后重建——填滩。填滩可不是轻松活儿，要从就近的洼地或荒地取土，用土车（cha）子推或筐子担来，摊上一层，用础子夯实，再摊一层，再夯实，直至填平。填平本是为了以后继续种的，而实际上也是让以后洪水继续冲的。人们对此当然心知吐明，但又无可奈何。

秋季一般雨水较多，当然有利于缓解旱情，促进秋粮丰收。但有时连续半月二十天的连阴雨，却又因雨成了灾。收割回来堆放在场儿的糜谷等庄稼，来不及打，就发了霉，甚至出了芽儿。刚下种不久的活土层只有一拃厚的陡洼麦地，甚至会发生“泥土流”。泥土流过之处，只剩下一庹来回宽，一绺一绺的“地肋支”。“裸露的土地是丑陋的”，而裸露的“地肋支”就更是丑之又丑，不堪入目了。相对而言，家家户户没干柴烧、因推不成硙而没面吃，或下不了井沟，驮不上来水，而接雨水喝的困惑，就不是什么事了。更值得庆幸的是，家家户户住石窑，“风雨不动安如山”。绝不会有像塬面有些村子的土坯窑被淫雨下塌的担忧。

除了旱涝灾害，还有野禽野兽的侵害。

一种叫獾的野生动物，专门偷吃西小瓜、玉米等，而对玉米为害尤甚。在玉米上了颗儿到快成熟的这段时间，每到晚上潜入地里，把玉米株骑倒，啃食嫩穗子。这畜生尤其可恶的是，它不是把一整穗吃完再下手一穗，而是每穗啃几口。一个晚上就能把一块地糟蹋的一片狼藉。人们为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于是就有了一个秋季特有的营生——打獾。天黑下来的时候，两三个壮劳力，带上两只狗守候在玉米地周围，等待战机。当听到地里发出“沙沙沙”的响声，这是獾开始骑玉米了。人们便唆使狗直扑过去，听见狗和獾挛（音）在一搭时，赶紧跑过去，照着獾头两镢脑子就打死了。但可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当。有时狗的鼻子口被獾那锋利的爪子抓的稀巴烂而败下阵来，那机灵的小东西也随之落荒而逃了。更糟糕的是，渐渐地一向为人类忠实朋友的狗，竟背叛了主人，把獾撵走后，自己倒尝试着啃起玉米穗子来了。“獾患”未除，“狗患”又生。人们一气之下，将狗拴起来，终日不让出门。有时狗挣脱绳索，又偷偷跑到地里。迫使人们使出更毒的一招，在玉米地里下了药。有误吞了毒药的，尽管还不至于即刻就送了狗命，但内中苦痛难熬，简直生不如死，没明没夜地哀嚎不止。夜间常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麦子成熟后，在麦地糟害人的野兔和黄鼠，就用不着像獾那样偷偷摸摸，贼头贼脑。野兔子常常出没于麦地周围的杂草丛中，即便它从你脚底下蹦过去，你也只能干瞪眼。黄鼠更是直接把窝打在地里边，一有情况，得溜儿一下就钻进去了。天时地利全都占了。这也许就是它们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作案”的底气所在吧！人们也不能像对獾那样对其大动干戈，而是表现出一种无奈的“大度”：吃吧！你吃剩下是我的。

仲秋时节，还没有采摘的绿豆地里，常有山鸡鹐食緑豆角角，而且它们往往是呼朋唤友，一群一伙地行动，其危害同样不容忽视。但由于其数量众多，且机动性强，不宜动用武力，只能“和平驱离”。于是另一种被称为“断（音）山鸡”的季节性临时活路便应运而生。有幸干这种活儿的，毫无悬念地是我们几个刚参加队里生产劳动不久，农活儿技术尚不够熟练的十几岁的娃娃。领了任务后，我们几个同伴到了地里，首先占领制高点。一旦发现“敌情”，就同时扯开嗓子，放声吆喝一气子，受了惊的几十上百只山鸡们步调一致地迅速起飞，发出“呱呱呱”的惊叫声，一阵风似的向沟底蹿去。气势动人心魄，场面十分壮观。如此这般地重复几次，山鸡们似乎看穿了我们的虚张声势，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反应相应迟钝了。这就需要我们用更大的声音来吆喝，甚至直接跑着去撵。劳动强度明显增大，但我们仍乐此不疲。比起掏粪、锄地等活儿，这纯粹就是玩耍。

除了禽兽之害，还有虫害，但成灾的几率很小。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村里荞麦地爆发了大面积的虫灾。在人力无法抵御的情况下，只有求助于神灵了。于是请来法师，作法弥灾。隐隐糊糊记得在受灾的地头设下坛场，人们在法师的摆布下，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法铃声，焚香烧表，跪拜叩首。法师则半闭着眼睛，手摇法铃，口念咒语。然后对事先准备好的一只大公鸡施以法术，赋予“神气”后，放入生了虫的荞麦地，完成它的“神圣使命”去了。

现在想起来，不免觉得好笑。“荞麦——虫——鸡”这条食物链，再延伸一个环节便是狐狸、黄腰（类似狐狸的一种肉食动物）和老鹰。那只可怜的公鸡，迟早还不是它们的“盘中美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湾固然枯焦了点儿，然而“母亲河”也给了祖祖辈辈厮守在这里的“子民”们一定的实惠和便利，使枯焦中平添了些许滋润。

有俗语云：“陕北开荒，河南遭殃。”形象地说明了上游的不当行为，能给下游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有时上游却能给下游带来另一种不同的影响。

每年汛期，洪水常常将河套的鱼、神府的炭冲入黄河，流向下游。所以临近黄河的“河湾人”，历来就有“跟山水”，捞鱼捞炭的传统。黄河鱼主要有鲤鱼和鲶鱼（当地人叫七抹布）两种，这些美味总会不时地进入河湾寻常百姓的饭碗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常有铁匠、小炉匠在农村巡回做活儿。人们打制个锄镰老镢、刀剪斧头，骨碌个锅（补锅）什么的，都要用炭。河湾人取之于黄河，而源自于神府，被河水冲涮成鹅卵石状的那黑色“宝物”，就被派上了用场。而更多的时候是用来生火做饭，以补柴火的不足。塬面人如有需求，就要到河湾来掏钱买，或者以物易物。

那些年，一到秋季，就有行船（运瓷船）隔三岔五地从佳县碛口下来，距南山不过二三里的马头关是必停之地。船上各种家用瓷器，大到号称能装一石粮食的“石瓮”、过年或“过事情”发面用的老盆，小到灯盏壶壶、蘸蒜碟碟，各种型号的坛坛罐罐、盆盆碗碗，用以装烧酒或煤油的“疙瘩子”、拔火罐用的大小钵钵等琳琅满目，一应俱全。由于行船过不了龙王辿(实际是壶口），到那儿之前，就得把东西基本处理完，所以价格也比较便宜了。每遇下来行船，近邻方各村的人，都纷纷云集于此，现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盛况堪比集市。如果多数社员有意愿，队长就会宣布放假半天，让大家去买各自所需的瓷器。即便什么也不买，去趁趁红火、凑凑热闹，或者顺便在河滩拈一颗菜石抱上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快活事。

由于特定地理条件所限，黄河虽不能为临近的小村村带来灌溉之利，可也提供了一些舟楫之便。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河湾小村村人的生活必需品，不少都来自河那哈（音）。马头关扳船的几户人家也都姓刘，与南山人同宗，所以南山人只要不是单独过河，坐船是不用掏钱的。过了河，爬十多里山路，有个公社所在地的村子叫割麦，设有供销社。往东南不远处下山后，逆大宁县河而上，再走十几里就来到一个叫曲峩的集镇。买个日用品，置个年货等，比去五十里以外的安河渠方便多了。在那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咱们这边好多东西都是凭证凭票严格限购的，而山西那边好像放的稍微宽点儿，比如以粮食为原料的，著名的午城（隰县的一个镇子）烧酒，就可以免票证，从曲峩用“疙瘩子”提过来。

我对酒产生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记得每到过年时，一向粗茶淡饭，省吃俭用的二爷（我爷去世早，我大就是二爷拉扯大的，所以二爷即爷。）也和村里其他老头们一样，总要喝点儿酒的。那酒是温热了喝，而且温酒的方法也有点儿与众不同。把酒从疙瘩子里徐徐倒入酒壶中，放到箭箭锅盖上，利用做饭冒出来的蒸汽，慢慢温热。随着锅盖上温度不断上升，酒的丝丝香气和着腾腾蒸汽，渐渐地满窑弥漫开来。那香，着实令人飘飘欲仙，而又无以言表。后来我曾多次试图再次体验那种感觉，都无果而终。我也曾搜肠刮肚，试图用语言文字来表达那种感觉，同样无果而终。凭我的经验，只有两种香味可以勉强与之相比美。那就是“油泼酸枣花”和“落地㞘种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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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村的辉煌与凋敝

河湾枯焦的自然环境摧残了人，折磨了人，同时也迫使人们奋起抗争，与之搏斗，进而培育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河湾精神。南山人与其他村的河湾人一样，永不懈怠地践行着这种精神。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枯焦的现状，但也曾创造过一些相对的、短暂的辉煌。

“转社”（合作化）之前，有的人家一度既缺劳力且无牲畜，又不甘心耽误农事，被人看笑话。于是就将全家男女老幼组织起来，“长者扶犁子弟拉，妇人肩膀上把栲栳挂。”硬是拼了血肉之躯，战胜困难，被传为佳话。有的人“三伏”天下地劳动，都赤裸着上身，有时连煎晌午也舍不得休息，被晒得满脊背起燎焦泡，年复一年，不知掉了多少层皮。

“转社”后，对各家各户“入社”的土地逐年进行了集中统一整治。窝窝壕壕、边边畔畔，但凡能叠墙的地方都叠了墙，水土得到有效保持，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开始显现出来。加之崭新的体制激发出来的人们的劳动热情，一般的天年也能获得较好的收成，基本可以达到“耕三余一”，甚至“耕二余一”。即使“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村也没缺过粮。记得当时按照上边的要求，队上把玉米芯芯子分到各户，让粉碎了搅上点儿粮食磨成面，以度灾荒。大家都把它倒在灶火圪崂当柴烧了。至于哪里因饥饿使人浮肿，哪里又因营养缺乏，导致儿童夭亡等传言，村里人纯粹当古经听。

在统购统销、计划种植的那个年代，南山被确定为全公社棉花种植基地之一。适宜种棉花的地块，全都种了棉花，而且连年获得丰收，为国家贡献了数量可观的优质棉。由于村村小，棉花的采摘、脱籽儿、运送都成问题，生产大队就从所属的其他生产队平调了人力畜力来帮忙。向来僻静安宁的小村村，一时喧嚣热闹了起来。白天婆姨娃娃齐上阵，看谁摘花手更快。轧花车（cha）子呼啦啦的轰鸣声，黑天白晌不绝于耳，强壮劳力几班倒，轮流踏车（cha）子。送花的畜队，鸡叫三遍就起身，首尾相衔，披星戴月，沿着人们祖祖辈辈用两只脚踏出来的蜿蜒小路，上坡下洼，翻沟过崾崄，每天跋涉一百里，往返于南山和安河之间。

棉花交给了公家，花籽儿却堆山格楞，无地可储。于是就吆上牲畜驮到三十里以外的下百桑沟油坊换油。跑不过几回，就体验到极大的不方便。当年冬天开始筹备，第二年秋季就建起了自己的油坊。从这以后，就有外村人吆上牲畜，驮着花籽儿陆陆续续来换油。

在此之前，村里人就在一个有一眼较旺的泉水的沟坡地挖了麻括（音）子（聚水的小池子），开辟了一个小具规模的菜园子，由专人精心作务。每年从开春到秋后，多种菜蔬一茬一茬地栽种，每隔十天半月，家家户户都能分得一格嘟。世世代代满年四季一碟盐菜（秋冬腌盐菜，春夏干盐菜）吃到底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

有粮有菜有油水。人们的生活显著改善，村里的发展渐入佳境。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村里人口也不断向城镇流动，最终小村村成了“空壳村”。连那两只命运多舛的石狮子，也“沾”了盗贼的“光”，因祸得福进了城，静静地“卧”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院子里。唯有那座被掀掉顶子的牌坊，仍然“初心不改”，忠实地“守望”在那里。村子里道儿有的地方，圪针长得人都过不去了。所有枣树圐圙，枣树大都枯死殆尽，代之以茂密的杂树野草，不时有野鸡或野兔子蹿出来。家家户户院子里蒿草足有半人高，窑洞有的成了危窑，有的已经坍塌。一片凄凉破败的景象惨不忍睹。所有耕地除了还了林的，全部早已荒芜了。原先被视为“白菜心心”的滩地，圪针、黄蒿也长得比别处更旺，再不会有被冲垮的危险。每到汛期，黄河照样涨水，但却少了“跟山水”的。洪水退了以后，河滩上的水扩扩（音）里，因不愿随波逐流而被遗弃的“七抹布”，养得心宽体胖。再也不见河湾人用捞斗去捞，而只有外边的闲人用鱼竿来钓。原来渡河用的木船早被铁皮机船取代，继而又有了横跨东西的大桥。但河湾人几年也难得在上面走一回......

宏伟的“乡村振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有序推进。像南山那样的小村村的凋敝，似乎早已命中注定，而无可避免。“振兴”与“凋敝”本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而乡村的整体振兴与部分村子的凋敝，又是一个问题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没有局部的凋敝，就没有整体的振兴。这样看来，一部分村子的彻底凋敝，也就是“乡村振兴计划”题中应有之义了。

作者：刘江，男，原政协延长县主席。